拿破仑时代，皇帝麾下有两个当代最干练，而又最不可靠的阴谋家，塔列朗与富歇。他们二人分别被赋予外交大臣与警务大臣的重任。

  塔列朗无疑是拿破仑时代最精明的外交家，他在任何事情上处理的都很好，还忠实地执行皇帝的外交政策，尽心竭力地为皇帝的肆意侵略扩张制造堂皇的“根据”。拿破仑十分赏识塔列朗的才能，称赞他是内阁大臣中“最聪明能干的人”。

  富歇缔造了法国公共警察和秘密警察的体系，是高效和疏而不漏的近代警察密探和间谍体系的最初创建者。无论何时何地，这位警务大臣总表现出远见卓识，积极主动，对事物洞察入微。皇帝曾对自己的近身侍从说，“我之所以能在巴黎安稳睡觉，富歇的功能占了大半。”

  尽管如此，在拿破仑的内心深处，至始至终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因为“贪婪与背叛”是塔列朗、富歇二人众所周知且与生俱来的共性。当两位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了解皇帝对自己的猜疑和不信任感正在与日俱增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

  1807年，塔列朗自从皇帝露出衰败的第一个迹象开始，便决定急流勇退。他巧妙利用自己与皇帝在某个公开场合，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激烈辩论后，自感被羞辱的塔列朗“愤然”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仅以国务顾问的身份偶尔为拿破仑出谋划策，与皇帝的距离若即若离。

  富歇依然钟情于手中的权势，他在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利用种种人性的弱点肆无忌惮地施展阴谋诡计。警务大臣的奸细、密探、线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甚至把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路易十八在伦敦的御厨都吸纳了进来。这个网络成了富歇的权力基础与政治生命，决不容忍任何人、任何势力进行窥视，即便是皇帝，以及皇帝的代理人也不允许。

  当皇帝指示萨瓦里公爵的巴黎宪兵队逐步回收警务部的各项权力时，富歇的第一反应不是向自家君主请辞，而是选择暗地里对抗。富歇的得力助手，秘密警察头目夏尔?德马雷充当了反击萨瓦里公爵的急先锋。因为富歇非常清楚拿破仑的想法，知道皇帝不愿意冒着巴黎局势重归大革-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与自己公开决裂。

  按照历史的原有轨迹，富歇的确成功了一大半。从1809年8月到1810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内，顾忌太多的皇帝一直在迁就、安抚自己的警务大臣，直到达武元帅以入京述职名义，率领两个精锐师团秘密潜入巴黎，与巴黎宪兵队一道，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控制了首都局势，富歇这才被皇帝解除一切职务。不久，富歇被迫离开法国，赶赴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某个偏远省份充任行政长官。

  但穿越者的到来，让富歇提前面临这场职务危机。

  ……

  圣诞节后的第一次国会公会，很快成为全巴黎关注的焦点。

  那位已被皇帝限制半年贵族院议员资格的赫鲁纳公爵，出人意料的现身在国民公会的例行会议中。当然，德赛不是下院议员，他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坐到听众席位上，但这足以令辩论大厅里，很不安分的躁动起来。

  听众席上的所有巴黎民众，以及487名下院议员中的至少一半，尤其是相互敌视，势同水火的巴黎与马赛两地年轻议员，居然第一次集体起身，同时鼓掌，热烈欢迎德赛公民到来。

  当然，期间也免不了敌视德赛公爵的下院议员，他们一个个高抬头颅，双手插兜，拼命的发出嘘声，在宣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时，也试图阻止各种欢呼声传到自己耳边。

  年迈的议长与副议长对混乱场面此熟视无睹，他们事先已得到德赛公爵的书面保证，后者绝不会在下院会场上演全武行。但没过太久，两位议长发现自己上当了。

  在议长手中的铜铃摇起第5次后，国民公会的喧闹声最终平静下来，例会正式开始。新年第一次会议，自然没有什么国家大事，需要拿出来讨论与表决。整个过程显得枯燥、冗长、乏味的，都是下院议员们对新年的祝福与期待。各派势力也没效仿往常一般争吵不休，连最寻常的嘘声也少了很多。

  老议长觉得很满意，等到最后一位上台发言的议员，表演完他对皇帝、对国家、对民众的无限关爱之情后，便准备摇起铃铛，宣布此次例会结束，大家各回各家。还是副议长提醒了老家伙，因为赫鲁纳公爵已高举手臂，要求作为公民代表上台致辞。

  老议长一声哀叹，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老眼昏花，精明的他是在故意犯浑，意图阻止混蛋小公爵上台闹事。等到副议长多此一举的提醒后，老议长不得不让公民安德鲁。德赛上台发言，并在暗中叮嘱身边随从，一旦事情有变，赶紧去叫门外的国民自卫军入场维持秩序。

  在众多嘘声，以及更多的欢呼声中，德赛来到国民公会的辩论台。或许是感觉会场噪音太大，他转过身，将议长桌面上的铜铃抓到手中，毫不客气摇动起来。清脆的铃声在辩论大厅内四处回荡，议员们面面相觑，他们被德赛的大胆举动所惊呆，各类杂音顿时消逝。

  在助手们的竭力安抚下，老议长总算没有被气得昏厥过去。这位经历过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督政-府、执政-府、拿破仑帝国等几个时期的五朝议员元老，他清楚记得，敢于冒犯议长专用铜铃的大胆狂徒只有两个，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如今又多了一个德赛。

  高台上的德赛公民没有背诵新年致辞，捏在他手中的文稿更像是一份战斗檄文。当德赛以极富有正义感的悲愤表情，激昂顿挫的宣布：近期发生在巴黎各区贫民窟，针对流浪儿童的罪恶阴谋，其数位主要嫌犯都是巴黎的权贵时，全场一片哗然。

  “证据！证据！证据！”议员们卖力的拍打起扶手。

  在德赛示意下，听众席上的多名随从掏出事先准备后的调查文件，开始给400多议员散发军情局收集的各种铁证。

  10分钟后，议员身边的扶手被再次敲打，呼声也保持高度一致：“严惩！严惩！严惩！”

  与一团和气，陈旧保守的贵族院不同，议会下院尽管也难免皇帝专-制的负面响应，但依然保持着相对的**性与正义感，这是大革-命时代，发表过人-权宣言老议员们延续下来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在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没有哪个议员敢公开跳出来投反对票。

  所以，没有丝毫的妥协与观望，议员们通过了集体决议案，宣布组织一个代表各派势力的12人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德赛公民所提出的孩童被害案进行调查听证。当天下午，特别委员会下发的听证传票就送到巴黎警察局，以及几位涉案嫌疑人手中。

  富歇得知此事后，明白众怒难犯，他当机立断，撕毁了自己与几位嫌犯达成的政治协议，命令秘密警察控制或逮捕所有涉案嫌疑人，防止他们私自外逃。为逃避议员与民众对巴黎治安的不满情绪蔓延到自身，富歇还责令巴黎警察局负责人引咎辞职，平息公众怒火。

  德赛清楚此案的最后结果，不会给富歇造成实质伤害。在特别调查委员会将几个败类权贵转交到巴黎刑事法庭时，他在公众场合中，高调感谢议会下院高效率行使的正义行动，同时也对外宣布偃旗息鼓，不再追究巴黎警察局的不作为责任。

  至此，德赛与富歇的结下了梁子，未等后者考虑好如何反击，德赛的又一波行动开始。

  新年过后，巴黎的天主教徒们奔走相告一则喜讯，那位布施传道30年，在平民中享受崇高声誉的维卡神父，被巴黎大主教约瑟夫?费舍（皇帝的舅舅）破格提拔为教区主教，负责巴黎5个行政区，第8区到第12区的教务。一夜之间，维卡神父就越过了助理主教、辅理主教、领衔主教和荣休主教，4个等级，成为头戴小圆帽，手持权杖的高级神职人员。

  自从1809年6月10日，教皇庇护七世发布诏书，开除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的教籍后，法国各教区主教的任命就开始相仿英国做法。未经罗马教皇签字，枢密院同意，便接受主教一职，对于那些信奉上帝高于俗世间一切的非宣誓派教士而言，需要极大的勇气来承受天主教会内部的种种非议。

  在恶魔德赛的竭力怂恿下，维卡神父不得不接受这一任命，暗中为德赛公爵效力。因为那位好心的公爵大人承诺创立的“德赛基金会”，将给予巴黎贫民窟儿童生存保障与基本教育权。很快，双方都开始遵守与履行各自的诺言。

  凭借“德赛基金会”的良好声誉，以及维卡主教等神职人员的协助，军情局在巴黎的情报人员收拢了巴黎各街区的流浪孩童，让他们摆脱秘密警察或盗窃集团的控制，进而又将报童们统一组织起来，形成职权明晰的运作体系，垄断了巴黎报业市场的中间传递通道。

  不仅如此，德赛还将目光投向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诸如，看门人、街头妓-女、守夜者、清洁员、擦鞋工、帮佣，车行与码头帮工等等。利用天主教会与维卡主教的巨大影响力，引导与培养这些社会底层表现出对德赛公爵的好感程度，自觉不自觉的为其收集情报信息。

  仅此两项未被世人重视的措施，就令富歇在巴黎的情报来源大大减少，可靠性也随之降低。快要成为聋子与瞎子的秘密警察头子，夏尔?德马雷为此大为光火，他劝说富歇采取高压手段来对付赫鲁纳军情局的挑衅。警务大臣起先并没同意，但经不起名声狼藉教士的再三挑唆，还是下令巴黎警察局扣押了20多位报童，不想却成为事态进一步激化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