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范妮说。

  出了海关灰色的玻璃门，范妮突然看到阳光灿烂的大厅，蓝天象刀一样从天上劈来。人们在各自的行李车边上拥抱亲吻，发出种种快乐的声音。

  她见到一个混血的男青年举着她的名字，她的名字被写成了英文：fanny　wang，在那个混血青年的脸上，她看到了一张和爷爷长得十分相似的大嘴。他的头发卷卷的，上了定型的赭哩水，梳得纹丝不动。这是范妮见到的最干净的青年，甚至他的鞋边都没有一点浮尘。

  范妮向他走去，朝他笑，这一笑，眼泪才掉下来，象摇了一下留着雨水的树枝，本来存得好好的雨滴就都落下来了一样。

  他奇怪地看看她，问：“are　you　fanny　wang　from　shanghai？〃

  〃yes。〃　范妮回答，这下她明白过来，原来他不会说中国话。

  〃tony　wang。〃他指着自己说。他笑起来，从面颊到嘴角，一路柔和地弯下来，很象费翔。

  他是王家的小辈，算起来，也是范妮的嫡亲堂弟。他家住在新泽西，是婶婆请他将范妮接到格林威治村的房子里去。他的车是一辆白色的雪佛莱，当他帮范妮把箱子搬到自己的车上，被那合不上盖子的沉重箱子吓了一跳。范妮暗自庆幸在海关检查时，已经把麻绳都扔掉了，可以不用在美国堂弟面前出丑。他只以为是航空公司把箱子压坏了，问范妮要不要去航空公司的柜台登记，让他们理赔。

  “这是你的权利。”他站在车前说。

  范妮只是摇头。

  他对范妮耸肩：“好吧，这也是你的权利。”

  他们离开肯尼迪机场向曼哈顿下城去，范妮第一次看到了曼哈顿岛上的高楼。新年就要来了，到处都有红色的橱窗。卡地亚的纽约总部大楼把整幢楼都扎上了红色的蝴蝶结，象个巨大的礼物盒。这是范妮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房子，她根本不知道卡地亚是什么意思。洛克非勒中心广场上的大圣诞树上，闪着数不清的彩灯。通向圣诞树的路边，排着两排银色的天使。许多人站在那里照相。时代广场上的大苹果也吊起来了，那是纽约新年的传统节目，在新年的第一分钟，它会碎下来，拿到大苹果里面掉下来东西的人，表示着会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运气。范妮象看电影那样，看着曼哈顿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

  “nice；　an？”他问。

  “yes。　”范妮说，“a　bit　likovie。”

  穿着纽约式黑呢长大衣的人群聚集在第五大道高楼的沟壑里过马路，大多是穿着讲究的纽约人，许多人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百货公司的提袋，范妮以为他们是在为新年采购礼物，可托尼说大多数人是去店里退掉自己不喜欢的圣诞礼物，换回钱来。“你知道圣诞节吗？”他问。

  范妮说：“我们在上海也过圣诞节。”

  大概听出来范妮语气里的介意，托尼马上掉过头来说抱歉，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的事情。”

  “那你知道上海的事情吗？”范妮问。

  “yes；　i　he　heard　about　it；　the　old　people　always　say　shanghaia　small　new　york。”他接着说了很多，但范妮又开始听不懂了，开始是一个词，后来不知道的词堆积起来，就一点也听不懂了。她有点慌神，可是她还是在脸上堆上笑来掩饰。因为她实在不想再说一个pardon，连想都不愿意想到这个词。托尼看看她，他猜出来她的状况，就不再说话了。范妮感到他是怕自己听不懂受窘，才不说话了的。和自己的堂弟也搭不上话，让范妮感到十分羞愧。

  在拥挤的纽约市区里，他们的车不停遇到红灯和抢道的出租车，托尼只好不停地刹车，一下一下，身体往前冲，范妮开始晕车了。头昏，舌头下面开始一阵阵地出酸水，肚子也有点疼了，她实在怕自己会吐出来，她悄悄地掐右手上的合谷x，听说那个x位对镇定安神有效。车窗外，一片片树林掠过，托尼告诉她，那是曼哈顿岛上的中央公园，他最喜欢这个地方。范妮这次倒是每个词都听懂了，她赶紧表示出来。中央公园很长，边上的老公寓门口站着黑制服笔挺的拉门人，比起上海的希尔顿酒店前面的拉门人来说，要专业得多。托尼说，这些公寓里住着的，是真正的纽约富人。当年列农也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的街口被刺杀。

  “是他的歌迷杀的，对吧。”范妮忍着一阵阵的恶心说。

  “也有人说其实是被fbi杀的。”托尼说。

  终于到了维尔芬街，终于可以从车里出来了，范妮几乎是高兴自己可以离开这个对自己小心翼翼的堂弟。她的房间是两间一套的公寓里的一间，另外一间是另一个纽约大学的男生住。他们一起合用厨房和浴室，以及电话。托尼带来了钥匙，一开门，门里面的热气夹着浓烈的咖啡气味扑面而来，范妮被这咖啡暖烘烘的气味一熏，一个恶心打上来，带上来一些酸水，里面有可乐的味道，那还是飞机上喝的。她竭尽全力做出正常的样子，向托尼道谢，并送托尼到门口，在他下楼梯的时候，候着，道着再见，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陌生的高高天花板下面的楼梯上回响，象一个外国电影里的场景。

  等托尼一离开，范妮就三步两步绕过行李，冲到厕所间去，大吐特吐，飞机上吃的意大利面条，喝的可乐，还有酸咸的话梅粒子，在飞机上二十多个小时吃下去的东西，好象全都翻江倒海地吐了出来，好象她的胃一离开上海就停止消化了，将后来在美国西北航空上吃的东西，暂时存在里面而已。那些东西喷得马桶边上都是。

  等范妮搜肠刮肚地吐干净了，软软地站在洗脸池子前漱口洗脸，她看到面前的镜子里有一张蜡黄的脸，颧骨上的雀斑都泛出来了，这是自己的脸啊，范妮简直不能承认这一点，它象同飞机的那些中国人一样蜡黄和疲惫，又宽大，实在象东亚病夫。范妮掉头去看架子上的牙刷，它的柄象小g子那么粗，而牙刷却象儿童用的那么小，然后她看到旁边还放着一些小钩子，小镜子，象是和牙刷一套的，那是同屋的美国人用的，托尼说他叫鲁，鲁。卡撒特，是爱尔兰人的后代。卡撒特先生，范妮心里想了想，在中学的英文课上，有个同学总是把先生和女士读错，但愿自己不要读错。卡撒特先生倒是个考究的人呢，象牙医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牙齿。

  洗脸池的龙头是老式的样子，象范妮家用的龙头差不多，龙头中间也嵌着一块圆圆的白瓷马赛克，上面烧着一个蓝色的“h”和“c”，表示冷热水龙头。维尼叔叔总是说自己家的房子是连水龙头都从美国进口的考究房子，范妮总是怀疑维尼叔叔夸大从前的事，但现在看来，他倒是对的。只是爷爷从来不提过去的事，维尼叔叔四岁的时候，上海就解放了，他是怎么知道家里的龙头是从美国进口的呢？在上海的家里，热水龙头从来没有热水流出来，倒是象张爱玲散文里写的那样，要是不当心动了那个龙头，龙头后面的管子就会发出“赫赫”的声音，象冬天发哮喘人那过敏的气管。现在，范妮试着打开那个“h”，里面马上就流出了热水。将热水泼在脸上，范妮感到舒服起来。

  她索性回房间去开箱子，找出衣服和毛巾来，洗了个热水澡。从“h”里出来的热水，哗哗地从头发上到背脊上，然后再从p股直到腿上，象被人抚摩着一样，范妮在热水下站着，从热水的蒸气里看到街对面的红砖房子，黑色的窗框，还有里面窗台上放着的一枝铜蜡烛台，象一根树干分出了七根树枝一样，那蜡烛台分出了七根蜡烛座，上面c着七枝白色细蜡烛。范妮扬起头来，张大嘴，将热水接到自己的嘴里，再慢慢地吐出来。从里到外，身体轻轻地荡漾着，她知道自己这是真的到了美国，到了能真正用“h”里的热水，而不是只能听坏掉的水管子里“赫赫”声音的地方。

  洗完澡以后，范妮习惯要开窗，她将窗子往上提，和上海的窗子一样，这里也是用提的。她听到了哗哗的声音，往天上看，却看到了满眼的蓝。她想起了什么，于是将头伸出去，果然她看到了远远的路口，有一个小街心花园，那里有一个石头的喷泉，在阳光下，那喷泉流出来的水，象银子一样闪着光。如下雨那样的水声，就象是爷爷形容的一样，就是石头喷泉的声音。它长得上海家中小花园里一样，只是看上去有与上海不同的年轻和袅娜的姿态。范妮伸长了脖子，望那熟悉而陌生的石头喷泉，“这是纽约，这是格林威治村，这是维尔芬街，这是fanny　wang。”她想。

  到了半夜，范妮好象被渴醒过来，房间里没有拉上窗帘，满地板都是窗外防火楼梯的黑影子。寂静中，范妮听到身边有丝丝的声音，然后，她发现那是她床边的热水汀在工作，房间里又暖又干。范妮看了看放在枕下的手表，它还是上海的时间，按照13个小时的时差，现在应该是上海的下午。范妮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她想起爷爷告诉她的时差，上海和纽约差了13小时，虽然人已经到了纽约，但身体里的生物钟还会按照上海的时间工作，晚上睡不着，白天想睡觉。人象生了肝炎一样难过。范妮想，大概自己的时差已经来了。

  于是，范妮决定起来整理行李。格林威治村的房租贵得要命，她租的是这套公寓里的小间，一床，一桌子，一橱，唯一剩下的一小块空地上已经堆满了行李。

  在箱子里被压皱变形的衣服，象上海春节时小菜场里冰冻的j鸭。范妮想到，自己忘记应该带一个电熨斗来。范妮当时没有觉得时差有什么不好，能在半夜里精神抖擞，她觉得也很好。她将一段丝绸放出来，笋干已经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她也不能空着手去见爱丽丝婶婆，于是她决定把这段从杭州买来的丝绸送给婶婆当见面礼。范妮还带着一些中国人送人的小礼物，象龙虎牌万金油，水仙牌风油精，绣花的真丝手帕，安徽的彩色墨。要是需要送人礼物，就不必要在纽约买了。范妮将那些东西放进抽屉里。把自己带了一些零食放进另一个抽屉。那是些苏州话梅，奶油杨梅，干草杨桃片，这是普通上海女孩子都喜欢在嘴里含一点的零食。带来的酱油和榨菜在塑料袋里散发着油酱店咸咸的气味，到了美国，范妮才感到那气味是那么冲鼻子，她不好意思将它们放到厨房间去，让那个用五个头，大概还有电池的牙刷的卡撒特先生看到她不远万里带来的东西有这种味道。于是，她仍旧用塑料纸包好了，放在自己房间的柜子角落里。

  整理完自己的东西，范妮坐到宽宽的窗台上，望下面静静的街道，对面有一栋房子的低楼，是家小店，在墙上钉了一块长方的店幌子，白底子，上面画了一个黑色的女人头像，那女人戴着老式的小帽，上面还竖着根羽毛，很有风情的样子，范妮猜不出那是什么店。她想象里，在纽约住了大半辈子的婶婆，就是这个样子吧。而要是爷爷乃乃当时不回上海，自己也应该开白色雪佛莱车的纽约女孩，从行李传送带上取的是一只红色小箱子。

  格林威治村的天空一点点红了起来，白色的大鸟从哈得森河上飞过来，站在维尔芬街上的石头喷泉里喝了水。范妮一直在窗台上坐到天亮，她的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等范妮找到厨房，才看到厨房的冰箱上用吸铁石粘着一张给自己的字条，是鲁留下的，他过圣诞去了，告诉她一些注意事项。诸如，可以用冰箱中的一半地方，可以用电话，电话旁边有一个计话器，用了电话以后，把上面的数字自己记在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到帐单来了以后，可以各自付帐。也许他是个细心的人，还告诉她如果要买东西的话，走出维尔芬街，向北两个街口，就是百老汇大街，那里有各种商店，最近的一家超级市场就很大。沿着百老汇大街往下走，就是中国城。看上去他知道范妮是个中国人，可是他一定不会知道范妮并不认为自己喜欢去中国城。鲁的字又小又草，把ing写成一条直线，最后加一个弯钩，在头上加一个小点。一点也不象范妮看习惯的英文花体字，她站在冰箱门上看了半天才猜出来的，有的词是真的不认识，范妮还查了词典。厨房里很干净，冰箱里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些酸奶和一盒黄油。墙上的柜子里放着咖啡和煮咖啡用的过滤纸，还有一些意大利面条。

  早上，范妮给婶婆打了电话。婶婆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响，象那些耳朵不太好的老人一样。“callaliceyou　like。”当范妮叫她婶婆时，她这样说。

  范妮问什么时候可以去拜访她，婶婆说上午她已经有客人来拜访，范妮也需要先安顿好自己，所以，她认为下午tea　time时见面更合适。范妮原以为婶婆会马上让她过去，甚至想到，也许她们也会象电视里报道的台湾老兵回家省亲那样抱着哭成一团，只是没想到要等到tea　time。

  范妮挂了电话，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她想吃上海的小馄饨，很薄的皮子，能看到里面裹着指甲大小的一团r米，汤很清，上面漂着黄色的蛋皮丝，老绿色的榨菜丝，还有深紫色的紫菜以及绿色的小葱末。她想起来，自己从昨天下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要是自己不找，再也没有人来催她吃饭。然而，这屋子里，范妮连一粒米都没有。

  范妮拿了钱和钥匙，下楼去。走了些弯路，问了些人，找到了鲁说的那家超级市场，范妮见到不少学生模样的人出入，她于是跟着他们往里面走，象他们一样在入口的地方随手拿了一只塑料篮子。有人在买烟r的柜台前买小面包，和几片烟r，卖r的人会帮他们把烟r夹到圆面包里，还在里面放上一小段酸黄瓜，或者阉过的尖辣椒。范妮也跟过去买了一个，她以为那样的夹r面包叫sandwich；　其实他们叫它hamburger。范妮又为自己的错误涨红了脸，她拿了hamburger，赶快离开烟r的柜台。这次她比较麻木了一点。

  或者说，她来不及多想，她被这家百老汇大街上的超级市场镇住了。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商品，喜气洋洋，无穷无尽，都放在唾手可得的架子上。几十种牌子的巧克力，几十种牌子的奶酪，几十种样子的蛋糕，都是新鲜出炉的，几十种牌子的日霜，晚霜和护手y，还有范妮不知道怎么用的紧肤水，爽肤水，柔肤水，以及防晒霜，隔离霜，精华素，唤肤y，修复水，范妮不是那种上海弄堂里对化妆品喋喋不休，孜孜以求的小市民女孩，也不是一年四季都用一筒雪花膏，只花心思在读书上的清高的女孩，但她在那些化妆品的货架前走过的时候，还是被它们吓了一跳。然后，她发现有许多东西，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接着，她又发现原来可口可乐在美国，居然比在上海要便宜好几倍。她是在这时开始留意货架上面标着的价钱，刚看上去，那些东西都只有几十块钱，甚至只有几块钱，几个quarter，但要是按照美元和人民币在黑市上1比8。9来算，这里的东西除了可乐和洋j蛋，真的都贵。最贵的，竟然是范妮不得不买的大米。那种象针一样两头尖的泰国米，要卖到0。99五百克，也就是八元人民币一斤。象装蛋糕粉一样，它们被装在考究的纸头盒子里，盒子口上还有一个用锯齿线划出来的小口子，很方便打开。大米居然是这个价钱，给了范妮很大的打击。她已经听说纽约的生活指数高，可是她不知道要高到这种程度。她不得不买米，这是她的主食，但她怎么也买不下手，最后她拿了塑料袋包的简装米，它们放在角落里，看上去是落脚货。范妮算了算，五斤里面，可以便宜到一斤。范妮已经离开了，可是走了几步，又回来，再拿了一包米。

  到底要在这里过日子，家里的安徽小保姆买米，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

  范妮看到了日本酱油，果然比她带来的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这让范妮高兴，好象拾到便宜一样。因为想到自己有酱油，她买了一块r，她想要做红烧r吃，因为不想将肥r扔掉，她特地挑了瘦r多的剥皮小蹄膀。到结帐的时候，她才发现那块r贵得让人不能置信。等回去煮了，她才发现那块r又白又硬，如同木头，而且一点没有猪r的香味。范妮在上海并不下厨，所以她以为需要用文火笃，但是过了两个小时，那块r在没有油花的酱油汤里越缩越小，也越来越硬。范妮从垃圾袋里找回那块r的包装，拿了本词典一项项查过来，这才发现那上面的turkey，并不是和土耳其有关的产地，而是“火j”。她原来买的是一块美国人圣诞节和感恩节吃的火j腿，根本不是上海小菜场里的热气剥皮小蹄膀。范妮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火j”的英文。

  范妮努力将那烧不烂的火j腿咽下去，她不想将木渣一样的火jr倒到马桶里冲了了事，大概不想浪费，也不想确认自己的失败。火jr用中国酱油红烧以后，嚼在嘴里，象微微烧焦的老树枝，用饭裹着，一口口地吞下去。范妮的心情渐渐开始恶劣起来。她把自己的公寓弄得到处都是中国酱油的气味，在没有混合足够的脂肪和r香，也没有加进去足够的糖和黄酒的时候，中国酱油会发出有点苦涩的焦臭，努力吃饭的范妮觉得自己快被熏晕了，一阵阵的恶心泛上来。她的胃里还感到饿，可她吃下去的东西都堵在嗓子口，随时可以张嘴吐出来。

  她吃了些榨菜，才勉强把它们都赶下肚子里去。她想起来妈妈说的话，榨菜是世界上最落胃的东西，只要有榨菜，人就可以活下去。这时，范妮不得不承认，妈妈是对的。

  下午找到婶婆在华盛顿广场边上的家时，范妮觉得自己的头还在一阵阵发晕，这时正是上海时间的下半夜，她在棕色砖墙的房子前走过，好象走在睡梦里。也是前进夜校的同学说的，到了美国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差，这时候，不可以按照你身体里那个还在上海时间的生物钟去睡觉，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这样才能将那个身体里面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美国。范妮做得很努力，拼命地在熟睡和晕旋中挣扎着四处走动。

  婶婆住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公寓。范妮一推门进去，里面一股热气带着咖啡气味扑来，还有加了芳香剂的清洗y的味道。美国室内的暖气，高到许多人都只穿汗衫。范妮在电梯里打了一个大大的恶心，她闻到自己胃里存着的红烧火j味道。寡淡的火jr衬托出了中国酱油烧焦木头般的难闻气味。

  婶婆正候在电梯口等着范妮。她是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她眉毛细得已经看不见了，用眉笔高高地挑上去，再弯弯地顺下来，贤淑又有风情。楼道里有点暗，范妮头昏眼花，可她还是用力看着婶婆，看到她嘴唇上的大红唇膏，范妮想起《良友》画报里的女人。“alice年轻的时候也能算得上是个美人。”叔公对范妮说过，“她教养好，又很摩登，一口好英文。”她身上穿着一件塔夫绸的长袍，象是从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懊悔没有关照你，可以从广场拐过来就看见的那个playground的门进来，那里最好找。”婶婆的嗓音很柔和，但是也很硬朗。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看不出曾经摔坏了股骨，不得不有九十天躺在床上，让骨头自己康复的经历，许多老人因为摔断骨头而失去活力，迅速死亡，但婶婆不但康复了，而且还保留着让范妮惊奇的女人的讲究和漂亮。接近婶婆的时候，范妮甚至闻到了婶婆身上淡淡的清香。

  婶婆将范妮让进门来。她走得很慢，范妮伸手去扶她，她愿意表现出自己这个小辈可以照顾她的乖巧。但是婶婆挡开她的手，说：“我自己能走。”

  范妮赶快收回手。

  范妮告诉婶婆，美国海关将爷爷送给婶婆的浙江笋干翻出来充公的事情。婶婆将自己的眉毛挑得高高的，说：“他们就是专挑一看就是新到美国的人翻东西。”

  婶婆点给范妮看她客厅里养着的绿色藤蔓。靠着窗台的那堵墙上，吊着一些透明的塑料绳子，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那些室内的藤蔓原来是到马来西亚旅行，偷偷带回纽约的。“就放在我的coat里面，”她得意地说，那马来西亚的藤蔓，如今已经养了十多年了。

  “我很抱歉，没有能把笋干带给你。”范妮再三表示抱歉，她小心地引导婶婆说上海话，她想，那么多年，她生活在美国，说英文，大概乡音会让她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像那种抱着亲人痛哭流涕的老华侨那样。“你想上海吧。”

  “不，不是真的想。”婶婆否认说，“就是想，也是想我年轻时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现在的上海，我的上海已经消失了。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纽约还要陌生的地方。”婶婆随着范妮，说起上海话来。就象叔公说的那样，与爷爷说的口音有所不同。她的口音里面有一些“er”。但是，婶婆很快就又转回英文，婶婆说英文时的声音和说上海话的时候不一样，突然声音就低了下去，不象她说上海话时那么妩媚。好象她说英文比说上海话要更自在和自如，也更庄重。她呈现出和《良友》画报上的柔和的上海老式女人不同的硬朗。范妮的心里有点失望，也有点羡慕。

  婶婆家的客厅里放满了中国古老的家具，j翅木椅子背上嵌着兽骨拼成的梅花，大青花瓶子里c着枯了的红玫瑰，在走廊上挂着山水的画轴。范妮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在弄堂里，上幼儿园回来，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从里面搬出东西来烧和砸，每家的屋子里，都搬出来那么多东西，象山一样堆着，被抄家的房子前，还有大堆的红木家具堆着，等待大卡车来搬走。那些东西，就象婶婆格林威治村的家，好看得有一点闷人。范妮以为婶婆的家会像茜茜公主的宫殿，是巴洛克式的但没有想到会是一个有红木家具的客厅。范妮其实从来看到过用中国的老式家具布置出来的客厅，在走进纽约的婶婆的客厅以前。

  爷爷早在郎尼叔叔出事以后，就将家里的整套红木家具送到旧货店里去卖了，将乃乃的钢琴送给了街道办的幼儿园。那钢琴是乃乃的陪嫁，是一个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制琴匠用手工做的，琴的共鸣箱底，还有他的签名。还是维尼叔叔后来带范妮到那家街道幼儿园去，指给她自己家的琴。幼儿园的老师们都知道这件事，看到他们来了，都主动带他们到放着钢琴的屋子里去，好象同情他们对钢琴的感情。钢琴盖上，被人放过热茶杯，有点烫坏了，老师用胖胖的手指抚摩着那个印记，很抱歉的样子。爷爷甚至把家里的一楼主动送给国家，由房产局作为国家拥有的房屋，分配给了一户教师住。在范妮的记忆里，家里从来都是漆了棕色油漆的普通家具，大衣橱的镜子也和别人家一样是变形的，因为质量低劣。然而，当弄堂里抄家声响成一片时，她家是弄堂里最干净，也是最安静的人家，即使是楼下的教师家，也有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过家。那时候，家里人提心吊胆，怕也被人抄家，爷爷着维尼叔叔将他存着的唱片统统送走，连英文词典也送走。但是，家里却一次也没有被人来抄过。说到底，爷爷是个埋头画图纸的老助理工程师，从来没被走资派重用过，平时就像块铺在路上的石子一样与世无争。过后，维尼叔叔一直心疼被那些烧掉，扔掉的东西，维尼叔叔认定它们再也找不回来，也再买不到了，就象那个旧社会一样。但爷爷从来不置一词。

  “我欢喜在客厅里用中国家具。在纽约把它们找齐了，真的不容易。但是，你知道，我除了爱旅行以外的爱好是什么？就是去找老式的中国家具。我喜欢它们的情调。”婶婆对范妮说，“将它们换一种摩登的风格摆放起来，最让人舒服。这是我从维也纳的青春艺术风格里面学来的。你晓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做什么？我常常在家里自己把家具摆来摆去，就我一个人，像苦力一样工作。但我最享受摆出一个新风格的乐趣。”

  范妮一点也没有想到，婶婆是这样的人。

  沙发前的嵌骨茶几上，已经放好了几个细瓷的小碟子，里面放着黄油曲奇，切成四小块的糖纳子，黑色的巧克力饼干，牛奶壶，糖缸，还有两套茶杯。这是专门为范妮准备的。“make　yourself　fortable。”婶婆吩咐说。

  婶婆家的沙发到底老了，一坐下去，就软软地往下陷，象在梦里从楼上堕下的感觉一样。范妮努力维持着端正的背脊，不把自己的头靠到软垫上去。她也要自己和婶婆的风度相衬。

  婶婆打量着范妮，突然微微笑了：“你的嘴让我想起甄展。”

  “真的啊。”范妮对婶婆笑，“我家都是这样的大嘴，象黄鱼。”范妮一边开自己的玩笑，一边紧紧地掐自己的合谷x，想让自己的胃安定下来。

  “甄展有没有告诉你，你其实长得更象你乃乃。”婶婆说，“你的手指长得像。她的手指最漂亮，所以她总是不停地买好看的戒指，吸引人注意她的手指。她是个city　girl。”

  这真让范妮吃惊，她张开自己的手看了看，她还一直以为自己和简妮的手都长得好，是因为像妈妈，因为爸爸和郎尼叔叔的手都像农民一样粗大，维尼叔叔的手长得像爷爷一样。原来自己像乃乃啊，她马上想到了爷爷对自己的疼爱。

  “我们家的照片全部被爷爷烧掉了，怕被人抄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乃乃的样子。”范妮说。

  “全都被你的爷爷烧掉了？”婶婆挑起她的眉毛，“他会做这样的事情？范妮是最喜欢照相的人，你爷爷也是最喜欢玩照相机的人，你爷爷为你乃乃照的相，还摆在百老汇大厦楼下的照相店橱窗里过，他把照片都烧掉了？”

  “他怕别人来抄家。”范妮说。她想起爷爷，他从来都不说从前的事情，什么都不说，要是有人问起，像饶舌的维尼叔叔，他就是有本事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照样什么也不说。这也是为了怕家里的事情终于传出去，惹来灾祸吧。他也从不说乃乃的事。以至于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维尼叔叔告诉范妮的，而范妮常常怀疑那些事情是疯狂怀旧的维尼叔叔自己幻想出来的。

  “我会为你找来看，我这里还有许多。”婶婆许诺说。

  “你总晓得你的乃乃也叫范妮吧？”婶婆说。范妮想起爷爷的嘱咐，要是见到乃乃，一定要告诉乃乃，自己的名字叫范妮。乃乃1955年离开上海去香港，范妮1964年出生。原来自己叫范妮是这个原因，甚至连爸爸妈妈都没有告诉过自己。维尼叔叔会告诉自己的，但显然维尼叔叔自己也不知道。

  这家里，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呢？范妮想。

  “你见到过我乃乃吗？他们说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乃乃的人。”范妮问。

  “我在看唐人街过年游行的时候遇见她，还没有说两句话，人一挤，就散了。现在我才知道她是要避开我。”婶婆说。

  “为什么她不想跟我们家联系呢，其实爷爷真的一直很想她的，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我也是刚刚知道自己叫范妮，是为了纪念乃乃，维尼叔叔告诉我说，爷爷大概以为，那时候乃乃叫他申请到香港去，他没有申请，乃乃记恨他了。其实，当时上海的情况是，乃乃走了不久，申请到香港去，就越来越严了，好象你要叛国一样。要是勉强去申请，不要说不能批准，把柄也被别人抓在手里了。爷爷在造船厂这种要紧的部门工作，爷爷以为共产党会让他参加设计。”范妮说。

  “甄展是这样的，他一直有精英思想的，他恨国民党的愚蠢，所以他有点粉红色。那时候，这是大学生里面最时髦的。”婶婆说，“他和你的乃乃真的不一样。你乃乃，你看到照片就知道了，是摩登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真的相爱，他们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一直像鸽子一样，不停地亲嘴。”婶婆说着笑起来，摇着她满头整齐的白色卷发，“他们是维尔芬街上最性感的中国人。”

  “什么叫粉红？”范妮问。

  “就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又不是共产党，那时候我们叫他们pinker。”婶婆说。

  爷爷居然会愚蠢到倾向共产党的地步？范妮被气得笑了出来。她想起来郎尼叔叔脸上对爷爷永远爱理不理的样子，爸爸和爷爷之间的隔膜，还有从不说人不是的维尼叔叔对爷爷的遗憾，而爷爷的脸总是像尘封的门一样。爷爷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吧。

  “难怪后来我们找乃乃，都是由维尼叔叔出面的。”范妮说，“爷爷不好意思自己再出面了吧。他的粉红色，把我们一家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但是，”范妮又接着问，“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家在上海已经问过了一百遍，一千遍。

  在上海的家里，虽然大家都不说什么，可都在心里想，乃乃是嫌他们要出去靠她，太麻烦。他们都有那种被抛弃的穷亲戚的悻悻然，但是还是不能相信乃乃对自己的骨r也会这样。还有广泛的猜测，乃乃在那里有了新家，有了自己的男人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多年，一个人。但从亲戚们那里来的消息说，乃乃并没有另外组织家庭，她一直是一个人。乃乃一直是王家的一个谜，一个至关重要的谜。

  “我不是真正晓得，但是我猜想，大概她过得不如意，就不想让大家知道，更不愿意你们在上海的人知道。好多上海人，老是把美国想得像天堂一样。要是实际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好，大家就失望。托尼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将亲戚担保出来了，亲戚到他们家一看，没有住在第五大道上，而是住在新泽西的老房子里面，就看不起他们了。将他们家的人真正气煞。你乃乃是最要面子的人。”婶婆说，“你们到处找她，吓得她连跟我们亲戚的联系都断了。”

  范妮看着婶婆，简直不能够相信她的话。这一切，仅仅因为乃乃面子上过不去，也就是虚荣心？乃乃她知道上海的家里人是怎样渴望要逃出来的吗？大家将她当成救命稻草。而她仅仅因为她在美国混得不那么好，就这样一避了之？

  “我相信范妮会这样。她是这种小姐脾气。”婶婆说。

  范妮摇着头：“那她也太自私了。”

  但婶婆说：“这是她的权利。她不愿意自己的生活敞开给别人看到，这样并不过分。”

  “但是我们在上海吃了那么多苦，”范妮说。

  婶婆说：“这并不是范妮造成的，这是命运，她是没有吃到你们的苦，这是她的幸运，你们是不幸的，但你的乃乃不能因为住在纽约，就要为你们在上海吃的苦承担责任，对不对？她并没有责任。”

  这是范妮所没有想到过的。但是，还是感到不能接受这样冷酷的解释。

  “那你知道乃乃住在哪里吗？”范妮不甘心地问。

  “不知道。好象是在唐人街里住着，或者附近。她不愿意多说。”婶婆说。

  要是这样的话，乃乃也太自私了。范妮想。

  她们沉默下来。

  婶婆家里也有种香水和咖啡以及忌司混合在一起的外国气味，和着强烈的暖气潜来，范妮的头晕和恶心再一次席卷了她整个发软的身体。范妮的英文在舌头上打着滚，好象控制不了它的发音，时态的错误滚滚而来，让范妮深深感到羞耻。她还是尝试着说上海话，但婶婆却说着说着就回到英语上去了。这短暂的沉默，让范妮松了口气。她的心里突然感到有一点惘然：新生活是真的来到了范妮面前，但是，处处都是意外，这种意外，处处都在提醒着范妮努力想要假装不知道的陌生感，那是对自己信心的打击。

  婶婆说：“托尼打电话来过。告诉我，将你送到了。托尼还问起，你是不是个munist，他说中共现在不让学生出国，能到美国来的，都是munist。”

  范妮想起托尼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在过第五大道的时候跟她说什么“这就是资本主义啊”，她恍然大悟，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我是munist？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辈子还有人看我象一个munist。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所有的评语上都说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刻苦改造世界观。”

  托尼简直疯了。

  “他太不懂得看人了。”范妮摇着头。

  婶婆将手按了按范妮的胳膊，表示安慰，“他在美国长大，连中国话都不能说了。”但范妮感到婶婆也显然是松了一口气。这是她第一次碰范妮的身体，表示亲热和接受，范妮想，也许婶婆也怕自己真的是个国家派出来的munist吧，只是她借了托尼的问题来问自己。“太可笑了。”范妮怨恨地想。她忍不住说：“爱丽丝你也会这么猜我吗？”

  婶婆耸起肩膀来：“我不知道。其实在我生活里所见，左倾的都是精英。但是左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不晓得。和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婶婆好象并不关心这个在范妮看来很严重的误会，她伸直她矮小精致的身体，将手在膝盖上轻拍一下：“anyway；　you　arenew　york　city　now；　whatyour　plan　then？”

  范妮被问得一愣：“总要先读书咯。”其实，她还真的还没有来得及想，自己真的到了美国以后，会怎样，要怎样。到美国，就是她的目标。要是不读书才可以到美国，她就不读书，要是非得读书才能到美国，那她就读书。象童话故事写到最后一句，总是“于是公主和王子结婚了，在他们的宫殿里渡过幸福的一生。”一样，它们也没有说结婚以后的事情，范妮也没有想到美国以后的事情。范妮意识到婶婆是对的，她现在已经在纽约了，新生活已经开始了，用不着老是纠缠在过去的是非里。她说，“我总是先读书再说吗。拿的就是学生签证。”

  “我也进过三个月的language　collage，其实我当时的程度用不着去，在中西学的英文已经够用，我还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呢，在中西的时候。我只是在家里烦闷了，一天也不想多待下去。又没找到短期大学。然后我还是去大学读书的，我读儿童心理学，读master；　再读doctor。”婶婆告诉范妮。

  范妮心里算了算，需要好多年才能读完这些书。她有点怕读那么多年书，准备那么多次考试。她不敢告诉婶婆，自己是个怕考试，怕不停地学自己不会的东西的人。或者说，自己根本就是一个不想读书的人。

  “要好好读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走到美国的生活中去。”婶婆看着范妮说。范妮隐约觉得这话象是个警告。这个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生活在上海的婶婆，她知道什么，她以为范妮是什么，是盲流吗？是邮寄新娘吗？还是来发动美国革命的munist？她有点恼羞成怒，可装做什么感觉也没有的样子。婶婆用外国人才用的那种顶真的眼神盯着范妮看，接着说，“要真正爱美国，才能在此地生活得快乐。人的一生，快乐最重要。不管生活在哪里，都要快乐才好。”范妮对婶婆点头，她心里想，只怕自己是一生下来就热爱美国的那种人，这?